刘建国

　　当前，中国的水资源危机主要体现在水短缺和水资源污染上。中国669座城市有三分之二出现水资源短缺，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80%的湖泊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乏安全饮用水。由于工业结构属于水资源消耗密集型，技术落后，循环使用率低，浪费严重，中国GDP的单位耗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而自然水资源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布，更加剧了水资源危机。

　　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是个世界性难题，对中国而言，问题尤其突出。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水资源在数量上越来越短缺，质量上越来越受到污染。水资源问题与能源、土地、食品和其他问题是相关的，若中国水资源管理水平难以改进，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比如，人类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水污染，以及缺水导致的食物短缺），而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资源，社会将趋向动荡和不稳定。很多湿地将会枯干，大量植物和动物种类可能会灭绝，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并最终影响到人类本身。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都在加大对水资源管理的投入力度，中国在2000年以后对此的投入也是大幅增长，但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取得那么明显的进展。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中国在水资源管理上的投入相比需求而言是不足的；中国水治理能力较弱；其他的一些因素消减了投资的积极效果，比如化肥的使用、工业污染使得水污染加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措施相对侧重技术措施，例如“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大坝”建设，而不是很注重立法、行政管理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措施，这将导致对水资源需求的持续增加，因为人们可能因此会有错误的概念：水资源是无限的，水资源问题可以用工程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

　　在今年八月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我发表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水资源可持续性问题》一文。在我看来，中国水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管理者对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缺乏了解，管理不善。这突出表现在各部门和地区之间缺乏协调和合作。

　　世界很多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前对水资源管理大多是分散型管理（即地方管理），80年代后就侧重集中型管理（即中央管理），中国也是1984年走向集中管理的。分散化的管理更加灵活，可以及时做出调适，但缺乏对其他部门和地区水资源需求的考量。当水资源越来越缺乏的时候，就必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不同团体间的协调。而集中型管理则会做通盘的整体考虑，但可能不像分散型管理那么灵活。

　　中央和地方的不一致、不协调，表现在地方政府机构往往不会把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到位，比如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热潮。此外，水资源管理涉及很多部门，在中国的水资源管理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协调，我认为应明确分工协调。比如，水利部负责水资源保育、水电开发；农业部负责农业用水（如灌溉）、渔业；城乡建设部负责城市用水；环境保护部负责预防和控制水污染，交通部负责运输用水（如航运）。

　　去年1月底国家出台了中央“一号文件”，针对水资源管理划定“三条红线”，今年1月初国务院又公布了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应该说，农村地区的人们得到了更多的水资源供应，然而水危机还在持续，部门和地区之间依然缺乏协调。

　　中国尽管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和政策，但在实践中往往被忽略。法律和政策必须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当然，中国水资源可持续性问题上的探索，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在人口众多、水资源需求巨大的国家如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提供借鉴。

　　作者系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系统整合与可持续性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刘颂杰、实习生杨东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