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各级政府对饮水安全的不重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有些激动。

　　“如果是GDP上不去，会认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质安全的问题，如饮用水检测能力不具备、水质不达标，为什么不去研究呢？你想，中国GDP已经全球老二了，为什么在自来水检测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

　　6月2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了各地落实饮用水新国标106项指标的时间表。根据该时间表，国家只强制要求到2015年各省（区、市）和省会城市106项指标要实行全覆盖。这意味着原定于今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以下简称新标准），在经过五年的过渡期之后，再次推迟。

　　王占生认为，新标准不能也不该再推迟三年，“如果现在一放松，推迟实施，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气，可能还是达不到。”

　　他表示，饮用水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的投入不足，“在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为什么不投一分给每一个百姓都关心的城市供水呢？”

　　王占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 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理事长，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审评专家顾问。

　　饮用水国标应五年修订一次

　　《21世纪》：你怎么看待新国标再度推迟实施？

　　王占生：当初新标准是卫生部牵头起草，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参与，最后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因此，即便某个官员说，到2015年，省级和省会城市要具备106项指标的检测能力，这也不能算数。严格来说，标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新标准真要推迟实施，那就需要参与制定的部委之间相互协商，而且要政府正式发文告知公众。

　　我认为新标准应该在7月1日之后实施，某些地方达不到，地方要去想办法解决，而不能有畏难情绪。如果现在一放松，推迟实施，那么肯定会适得其反。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气，可能还是达不到标准。

　　《21世纪》：在2006年新国标制定之后，国家已经给了新标准实施5年过渡期。可是，为什么5年过去了，不少地方还是不具备实施新标准的能力？

　　王占生：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去抓，无论是卫生部、住建部还是国家标准委，都没有充分重视这件事。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重视饮用水，如果是GDP上不去，会认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质安全的问题，如饮用水检测能力不具备、水质不达标，为什么你不去研究呢？你想，国家GDP已经全球老二了，为什么在自来水检测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没人重视新标准，新标准就会形同虚设。这也说明我国的法治观念很薄弱。

　　《21世纪》：就新标准而言，已经制定五年了，是不是也要及时地修订？

　　王占生：在新标准制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曾经提出新标准应及时修订，国家标准委员会应该提供专门的费用，找专门的制定人员（如卫生部的疾控中心的研究员），研究标准的修订和变化。

　　通常，每五年左右修订一次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不但没有修订，反而还要推迟实施五年之前制定的新标准。

　　自来水达标能否直饮？

　　《21世纪》：包括北京在内的不少地方自来水公司表示，其自来水水质达到了新标准，但是当地居民却普遍表示，自来水无法直饮。那么，这是不是对自来水公司的一种间接否定呢？

　　王占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末梢水与龙头水不是完全对应的概念。我们说的达标通常是说末梢水的水质达标，而不完全是龙头水。在高层建筑，6层以下的自来水，其末梢水就是龙头水，但是在6层以上因为要通过加压进行二次供水，末梢水只是管网末梢的水，而不是龙头水。

　　所以，在二次供水存在的情况下，即便末梢水达标，但是由于二次供水管理不到位，仍会产生新的污染，可能导致龙头水并不达标，确实存在即便自来水厂说水质达标了，但是仍然不能直饮的情况。我建议，在二次供水的问题上，自来水厂应该一管到底，国家应该做出这样的要求，并配置相应的软硬件条件。

　　其次，有些百姓对自来水的水质状况不大了解。比如说北京某些地区的自来水硬度高，主要是由于密云水库的水中掺入了部分硬度较高的地下水。即便是硬度高，但只要在标准之内，也不可怕，也是可以喝的，只是饮用起来稍微有些麻烦。比如说水壶要结垢，清洗掉即可；或者水的表面上看上去有一层粉状的东西，倒掉即可。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再者，现在有些老百姓有钱了，对水的品质要求高了，即便自来水达到

　　了新国标他也不愿意喝，愿意再用净水器处理一下，喝更高品质的水，这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为净水器的使用很多，而说自来水不能直饮。

　　《21世纪》：有些百姓对自来水的水质不大了解，这就涉及到我国目前的自来水水质检测信息发布制度。那么，你认为饮用水水质的信息发布存在哪些问题？

　　王占生：首先，我认为国家应制订明确的饮用水水质检测制度，明确环保部门、住建部门、自来水水厂和卫生部门的各自职责，细化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的水质监测制度（包括检测周期、检测时间等），强化卫生部门的第三方监督检测职能，并及时地通报给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在悉尼奥运会之前，悉尼的自来水厂发现了“两虫”，自来水厂就发布公报，告知百姓自来水要烧开了再喝，中小学生要喝水就喝瓶装水，这部分钱水厂出。找到污染源之后，水厂再通报社会，说水可以直接喝了。

　　现在，我们的水厂通常不敢公布水质状况，怕老百姓有意见，但是水质不达标可能是水源的问题，而不是自来水厂的问题。而水源的问题也不能公布，因为不少地方要评卫生城市。这涉及到一系列的体制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水厂的检测属于企业产品的质量控制，是自我检测，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测，比如卫生系统的疾病控制中心。卫生部也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对水质状况进行了公布，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依然值得肯定。现在的问题是，卫生部的意愿很强，但能力不足，人员和设备都不足，国家应当加大投入，提高他们的检测能力。

　　根据卫生部去年年底发布的《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2012-2020）》，包括水质检验十倍投资、水性疾病监测投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投资和水质在线监测建设投资的估算为82.186亿。我认为，国家应该出这笔钱，因为饮用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问题，否则卫生部的监督检测职能无法履行。

　　政府应履行对水厂的投资责任

　　《21世纪》：饮用水达到新国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水源地保护、自来水厂处理工艺的的升级、管网的改造以及二次供水的管理等措施，需要大笔的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和自来水厂各自承担什么责任？

　　王占生：今年5月出台的《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规划》）显示，中国城镇供水领域的投资需求大约为4100亿，其中包括水厂改造投资465亿元；管网改造投资835亿元；新建水厂投资940亿元；新建管网投资1843亿元；水质检测监管能力建设投资15亿元；供水应急能力建设投资2亿元。

　　但是这只是规划的投资需求，而不是实际投入，资金投入的来源也不明确。《规划》既未明确中央政府的投入金额，也未明确规定地政府的投入金额。只是笼统地说，将继续安排中央补助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及财政困难地区倾斜，而其余部门几乎全部交给了地方政府。

　　我认为，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出钱，这种转移责任的方式问题很大，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对自来水厂的投入已经很少了。地方政府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投资动力都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投水厂利润空间有限。

　　根据2004年修订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供水企业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是8%－10%，其中，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得高于6%。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水厂则希望通过涨水价来增加投入，而现在水价由政府管制，难以涨价。因此，4100亿元的投资如何落实，让人担忧。

　　从一般原则来看，政府和水厂的投资责任分担比较明确，大的水源保护工程、大的调水工程、管网改造以及检测能力建设应由政府承担，其余交由企业来承担。原则是很清楚，可是现在不执行。比如说，为了改善水质，广州自来水公司花了90亿实施西江引水工程，这笔钱是自来水公司向银行贷款筹到的，现在涨的水价只能够还利息，那本金就应由政府来出。

　　所以，既然教育投入国家可以规定要达到GDP的一定比例，饮用水为什么不可以呢？

　　《21世纪》：有人认为，新国标推迟实施的言外之意，就是为涨水价做铺垫。对此，你怎么看？

　　王占生：首先，我认为应当落实政府和水厂的投资分配责任，尤其是政府该投的投了，那么水厂的资金压力就会减少，这样也能间接降低水厂涨价的冲动。

　　其次，是不是要涨水价，也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有的地方财力充沛，那么可以多投入一些；有的地方财力不足，水厂只能通过调价来缓解。对水价上涨，百姓也应当体谅水厂的苦衷。你想，百姓的工资在涨，水价涨一点也是正常的。大家应该慢慢接受“优水高价”的概念。我计算过了，一吨水涨3毛钱，水质就可以达标，这个涨价幅度是不是比较大呢？这和瓶装水与桶装水的价格相比还是很低的。

　　现在不少人不支持涨水价，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水价不透明。我建议水厂在涨价时可以向社会公布其财务支出和水价的构成，提高透明度争取公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