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如果现在还存在排污的暗沟，这是不应该的。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山、江门、顺德三地座谈会上，顺德方面却对工业废水直排现象矢口否认，这种说法随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对。

　　“如果现在还存在排污的暗沟，这是不应该的。”日前，本报推出“追水溯源”第一篇报道《海洲水道两侧仍见污水直排》后，引起了市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不过，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山、江门、顺德三地座谈会上，顺德方面却对工业废水直排现象矢口否认，这种说法随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对。此次“口水战”至少可反映出，目前三地还没完全理清跨界污染的责任，联合治污还任重道远。

　　“在相邻几个城市中，各自都有治水方案，但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动。”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相关部门获悉，事实上，多年前三地联动治污机制就已经提出了，但由于西江治污管理牵涉到多方利益博弈，导致相关措施终究难产，而目前三地的治污主要依赖各地政府的自觉，联动治污始终难破坚冰。

　　治污要依赖各地自觉

　　责任互推诿

　　一方说有污染，另一方却坚决不承认。这种“口水仗”屡屡发生在中山与周边地区。

　　这次海洲水道排污事件一共涉及顺德、江门和中山三地。其中，中山作为下游城市，是被污染的“受害者”，而顺德和江门则是位于上游的排污者。由于污染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今年1月省“两会”期间，中山便向省人大提交议案“投诉”上述两位排污者。

　　做过调查的古镇环保部门说，江门市荷塘镇共有30多家水污染企业、20多家大气污染企业，顺德均安镇牛仔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位于古镇海洲水厂上游，“这些企业超标排放和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对古镇及中山饮用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群众对此投诉不断”。

　　在省人大的协调下，江门有关方面坦承存在污染情况，并作出了系列整治举措。不过，议案中所提的顺德均安镇排污问题，该区相关负责人却予以否认，“没有议案中提到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情况存在”，排放总量符合标准，各项污染物排放达到规定标准，“我们还对相关重污企业每月两次不定期监测，发现他们3年废水排放量均达标排放”。

　　参与提出议案的一位省人大代表对此质疑道，“在枯水期，均安镇设在西江的排污口常见到一片浊黄，也能闻到臭味，不排除均安个别企业有偷排行为”。

　　“现在还有暗沟的存在，是不应该的。”市环境保护局有关人士说，在现有的框架下，西江治水最为核心的区域责任问题更多地是依赖各流域城市的“自觉程度”，要看当地政府怎么去衡量这个问题，“对于一个经济区域而言，工业发展很重要，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博弈还是很激烈的。”就中山而言，自2009年以来已开始全面整治西江沿岸的工业污染问题，包括古镇、小榄、横栏等多个镇区的重污染企业得到清理，从源头上将沿岸污染的可能性排除。

　　上下游补偿机制迟迟难产

　　利益难协调

　　上游要发展工业，下游却要喝好水。利益上的矛盾一直是困扰三地联合治污的难题。

　　拥有“中国牛仔服装名镇”之称的顺德均安镇，牛仔服产值早在2007年已经逼近40亿元，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近年来还呈现23%的年均增长速度。而作为牛仔服产业的配套设施，牛仔城工业园正是以洗水和纺织为核心业务，这正是污染中山水的源头之一。

　　江门荷塘镇，一个正处于经济快速赶超珠三角的后发镇区，当前也已经确立了玻璃灯饰、汽车零配件、纺织内衣3大支柱工业，而位于西江边上的康溪工业区和篁湾工业区，正是荷塘镇承载这3大产业的主要平台。江门相关部门人士也坦承，“要一下子对这些企业全部清走是不可能的，只能一步步地实现转型升级”。

　　对此，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公司董事长、资深水利专家谢建麟表示，为了协调好“上游要发展，下游要好水”的难题，国家曾提出环境补偿机制，主要观点就是下游要好水，就要给上游进行补偿，“不然难道上游不用发展了？”

　　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是专家认为较为有效的跨界治污举措。《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2010―2020年）》在2011年10月已正式发布，在省内首次尝试了跨界河流的生态补偿机制，但背后的监督及补偿细则，终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章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补偿机制喊了很多年，但是现在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个机制没有法律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表示，当前这种补偿机制还缺乏可操作性。

　　珠江水利委员会，是中国珠江流域内水资源综合规划、协调开发、统一调度的专职机构。对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该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从流域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希望能够推进生态补偿机制。”但他透露，该机制目前在法律和政策上还缺乏相关依据。

　　跨界管理面临三大困境

　　执法难越界

　　跨界治污离不开联合执法。但三地坚如磐石的行政壁垒，仍使联合执法寸步难行。

　　据市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污染企业不在中山辖区内，就难以确定排污责任主体，“况且企业排污行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而跨界执法工作机制尚未形成，打击跨界违法排污行为存在一定难度”。

　　此外，因为有这样的壁垒作为“保障”，一些污染企业甚至还和政府玩起“躲猫猫”游戏，即在政府查处时就跑到邻近的城市，等到这个城市开始查了，又跑回来。在中山、江门和顺德三地，除了几大工业园不能跨界执法外，也存在这样的难题。

　　对此，曾有专家建议跨界污染要建立一支“联合执法队”。但在谢建麟看来，此举的可操作性不大，“现在政府这种能力不可能搞三市联合执法队，因为这涉及到执法队的编制归属、谁发工资等问题，执法队往往都要听本地政府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谢建麟说，珠江水利委员会对珠江的管理可以说是“从头管到尾”，是国家的行政机构，水污染防治法赋予它执法权，“在管理过程中，既要看措施是否到位，也要看当地政府是否服从。如果给当地政府发一个污染整改的通知，当地政府可能会不予以理睬”。

　　“现在治理跨界问题，较为有效的就是提交上级人大，通过人大加强对各地政府的监管协调。”谢建麟说，但从专业角度来讲，政府需要人大代表多提建议意见，才能科学合理地实施监管协调。“但他们有专业限制，对这方面知识不一定系统，有时也是为了完成提案任务，如果后面有个咨询团队来帮助的话，就能掐到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