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氮氧化物……近年来，各地宣布进入排污权交易的污染物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排污权交易展开最广探索的国家。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时、对综合手段特别是经济政策需求的急迫。

　　但排污权交易的成功推行恰恰急不得。从时间跨度上，公认最为成功的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酝酿，直至1990年代以后才日臻成熟；从领域上，美国对排污权交易的探索曾长时间集中于火电行业，进入本世纪才根据不同环境问题，开始向其他污染物领域扩展。同时，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水污染物领域，国际上还尚无成功的排污权交易。

　　而在中国，这一工作的难度更大。

　　其一，无论是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还是欧洲二氧化碳排污权交易，都成熟于这些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后期，能源结构特别是煤炭消费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排放呈现下降趋势；且企业大都经过了污染物排放的全面达标阶段。

　　而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首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在削减污染物排放存量的同时，如何消化每年可观的排放增量；其次，不但多数工业行业排放标准没有与环境质量标准挂钩，企业稳定、持续地达标排放也仍是待解难题。

　　其二，排污权交易要发挥减排污染物、优化成本、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而不是沦为“数字游戏”，有赖于很多基础性工作，如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完善；科学、公平、合理地分配排污权；对污染源进行连续准确的监测；交易规制的完善以及有效监管等。这需要宏观环境政策的完善，环境管理硬件、软件的全面、根本性提升，显然，目前大部分地区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不能照搬欧美模式；法规空缺、研究落后、基础薄弱，决定了探索的艰难和风险。这是很多学者至今仍难看好排污权交易中国模式的原因。

　　当前，正在试点和准备加入的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牵涉利益极广的复杂工作，既不是政府可以凭借一厢情愿、一己之力，也不是在一两届任内就可以实现的；交易多少笔、成交多少金额、是否建立交易中心也并不是衡量目前试点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大胆创新必须与严谨科学相结合。

　　而从宏观政策层，既然已释放明确信号，鼓励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探索，就不能做“甩手掌柜”。当前，在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方面，试点省市政府急需指导、支持；已经开展的工作也需评估总结，对此，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