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开园。图为湿地公园博物馆。

 

　　炎炎夏日，北京市民拧开水龙头，清凉的涓涓细流来自密云水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水源地。曾经，这批名单中还包括官厅水库。这座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库，位于北京市的西北角，横跨京冀，直线距离天安门七十余公里。但因为水污染，被迫退出了水源地。

 

　　官厅水库的治理始于1972年，那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敲响了全球环境保护警钟。巧合的是，官厅水库的治理，也标志着我国水污染防治的起步。

 

　　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副主任谢建枝将官厅水库污染划分为不同阶段：1970年代，以有害污染物直排导致的有毒污染为主；1980、1990年代，以生活、工业污水造成的有机物污染为主，富营养化趋势日益突出；现在治污的重点仍是富营养化。

 

　　官厅水库的治理历程，也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缩影。历经五十多年的治理，到2035年，官厅水库有望重回水源地之列。水生植物、鱼、鸟等都是水生态系统的参与者，“破坏水生态系统任何一环都很容易，但再修复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谢建枝说。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

 

　　疫情趋于平稳，河北人张师傅生意早就恢复了正常。他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跑出租车，每到周末，打车去官厅水库的游客就多了起来，“工作日每天能拉两三百元，周末去水库的人多，能拉五六百元”。

 

　　如今的官厅水库周边风景秀丽，蔚蓝的湖面被青山环绕，从空中俯瞰，连绵的山脉下，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好似羊群，点缀在青草滩上。近处，水草摇曳，鱼虾潜游，微风拂来，水面上泛起阵阵涟漪。

 

　　官厅水库附近的农家院，是北京、河北人周末的热门消遣地，不少人只为闻名的农家铁锅炖鱼——从水库捞上来的大鲤鱼切成段，配上几斤小嘎鱼，锅壁贴上一圈金黄的饼子，锅底的白菜、粉条、豆腐越炖越入味。

 

　　官厅水库的面积约等于三个杭州西湖大小，大部分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小部分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环游水库一周约220公里，开车需要三个多小时。

 

　　水库入库口位于东北角，水源来自三条河流，自西向东的桑干河、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汇合成为永定河，从西侧流入水库；北京市延庆区的妫水河，拥有我国河流中罕见的自东向西流向。在成为水库之前，这里是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官厅山峡，也是永定河洪水暴发的主要策源地。

 

　　历史上，京城母亲河“永定河”的名字，寄托着人们对江河安定的美好期盼。但愿望常常落空，河流灾患不断，一旦泛滥，京师不保，津冀泽国。永定河由此别称“无定河”“小黄河”。

 

　　最早设立官厅水库正是为了防洪。1954年，官厅水库竣工，它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水库的大坝建于两山之间，将曾经来势汹汹的永定河水拦腰截断。自此“无定”真正变“永定”。

 

　　经过几次改建后，目前水库总库容达41.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洪水。除了防洪，水库还成为北京市民的饮用水源，并为京津冀供应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

 

　　中国水污染治理的起点

 

　　官厅水库的修建，虽然平定了永定河洪灾，但上游河流污染日益加重，把水库也变成了收纳污染物的大池子。

 

　　在官厅水库最南端的大坝旁，坐落着官厅水库管理处的三座办公楼，这是1970年代“官厅水库污染事件”发生后，为了监测水质而修建。目前，楼里存放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质监测、水资源保护、防洪调度、供水所需的各项资料和设备。

 

　　1971年，住在官厅水库边上的居民开始发现，库区漂有大量泡沫，水色浑黄有异味。次年，有北京市民在市场买到从官厅水库捞的鱼，吃了后竟然头痛、恶心、呕吐。水库周边不少村民甚至出现类似中毒症状。

 

　　1970年代，“环境污染”“环境保护”都还是新鲜词，甚至有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存在污染，推测污染原因是“阶级敌人投毒”。

 

　　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环保部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情况报告后，高度重视，要求彻查。1972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建委组成的调查组查明，上游永定河等河道的工业废水排放，致使官厅水库严重污染。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官厅水源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提纲》记载，当时入库河流两岸建了各种工厂五百多家，废水直接或间接排入河道，流入水库。

 

　　调查组发现，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DDT）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而当时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公斤。DDT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有机农药，后被禁用。

 

　　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成立领导小组，开展污染治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随之成立，由时任北京市委常委万里担任组长。从1972年开始，国家和有关部委投入专款近三千万元展开治污攻关行动，分三批对官厅水库上游39个排污量大、污染重、毒性高的工业企业的77个项目进行治理，到了1976年，官厅水库治理工作已基本完成，水质重新达到地表水II类，符合水源地饮用水标准。

 

　　“官厅水库并非第一个受污染的水体，但却是第一个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的水体，”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评价，“它的治理吹响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军号。”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同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首个国家级环保机构诞生。自此中国环保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波折治水路

 

　　“原来的水直接捧起来就能喝。冬天水库冻上冰，凿开冰‘咔吧咔吧’就吃了。”在紧邻水库的怀来县官厅镇豆营村，董大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1970年代末的好光景。

 

　　好景不长，1983年，在官厅水库水质显着改善的时候，因为主管单位人员变动，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被裁撤。同时，上游工农业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污染也随之加剧，加之气候条件变化引起水源枯竭，官厅水库的治污成果仅维持了10年左右，水质再次恶化。

 

　　“后来的水你还敢喝？喝了就拉肚子。”董大爷说。

 

　　村民们记得，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水库的水又渐渐变混、变臭，水位也开始下降。豆营村党支部书记杜卫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怀来县招商的磷肥厂、铁厂污水全都排进河道，桑干河汇入永定河的河口“整片水全是红的”，离老远就能闻到臭味。

 

　　黑土洼村党支部书记乔建珍生于1978年，他十二三岁时，水库还能游泳，随后几年，水常变成黑灰色，味道难闻，偶尔还会漂起死鱼，谁也不敢再下去游泳了。水库的水位也越来越低，1990年代有几年水特别少，人甚至能走过如今十里宽的水面。

 

　　上游用水量激增，来水迅速减少，也影响了水体自净能力，枯水期水质甚至达到劣V类。“水大就清一点，水小就臭一点。”黑土洼村的闫大爷回忆。搞水质监测的老师傅曾向谢建枝提起，1995年左右，官厅水库和周边河流枯水期甚至“跟臭水沟差不多”。

 

　　1997年，污染严重的官厅水库被迫退出北京市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官厅污水映出全国难题

 

　　官厅水库的境遇，折射了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污水直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生活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激增。但污水处理起步较晚，废水管理在1980年代初几乎是空白。中国第一座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天津市纪庄子污水处理厂直至1984年才竣工投产。

 

　　1984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仅对城市污水处理作了原则性规定，称要“建设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全国也曾出现多起水源污染事件。例如1994年，淮河上游水库开闸泄洪，积蓄于一个冬春的污水所经之处，河水泛浊、鱼虾丧生，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民众饮水告急。

 

　　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次修正，特别完善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的内容，规定“城市污水应当进行集中处理”。

 

　　重视污水处理的治污思路也传到官厅水库。2001年，北京市政府联合水利部制定《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下称《规划》），提出“保住密云，挽救官厅”。为此在官厅水库上游规划了19处生活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河北4处，山西15处，总处理能力为67万吨/日。

 

　　《规划》还提到了农业、工业及城镇节水、点源污染治理、水土保持等措施。让谢建枝感触最强烈的，还是新建的污水集中处理厂。他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工厂废水都往河里排，生活垃圾都往河里丢，“人们根本没有污水处理的意识”。前几年他再回村，情况已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2007年，官厅水库恢复北京备用饮用水水源地功能，治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一年，太湖严重富营养化，蓝藻暴发，威胁附近居民饮用水安全，无锡市民纷纷抢购超市饮用水。太湖蓝藻事件后，地方政府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标准。2008年，第一个实施一级A废水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在无锡投入使用。目前在城镇污水处理的国家标准中，一级A仍是最高标准。

 

　　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

 

　　治理污水不单靠污水厂。2003年，在永定河入库口附近，黑土洼人工湿地开始建设。在北方低温地区，这是最早运用生态技术修复污染水体的案例之一。

 

　　官厅水库管理处永定河所副所长葛晨光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黑土洼湿地的运行原理：永定河水先通过暗涵进入稳定塘，初步沉淀、净化后，一部分水直接入库，另一部分再引入人工湿地深度处理。在人工湿地，河水必须依次跟荷花、芦苇、水葫芦打上照面，经历三个循环后，这些“工具植”将拦截大部分藻类等悬浮物，吸收氮、磷等营养物质。

 

　　葛晨光介绍，黑土洼湿地系统对来水中的COD、总磷、总氮、氨氮等平均削减率为20%-65%。目前入水是IV或V类，出水能达到III或IV类，“一般能提升一个等级”。

 

　　时至今日，黑土洼湿地仍发挥重要作用。根据2017年出台的《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当年和次年，官厅水库的永定河入库口、妫水河入库口又分别开工建设了八号桥湿地和妫水河湿地，前者面积约为黑土洼湿地的30倍，后者面积约为黑土洼湿地的2倍。八号桥湿地已完工，妫水河湿地也预计在2021年竣工，它们的工艺与黑土洼湿地相似。

 

　　昔日，农药、化肥等农业面源也是官厅水库的重要污染源，为此库边土地渐渐“退耕还湿”。2020年，选址在黑土洼湿地周边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黑土洼村的村民曾在这里种了大半辈子地，2017年，农民获得了补偿，玉米地变成了绿植。

 

　　湿地公园已吸引了近两百种鸟类驻足，包括黑鹳、大鸨、遗鸥、青头潜鸭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你要是早上来，野鸡一个挨一个，满地都是。”乔建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水鸟也特别多，以前都没见过。秋天还有大雁、天鹅，得有好几万只，相当壮观。”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能净化水质。谢建枝称，官厅水库选择以自然修复为主的治理路线，“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他相信：“我们尽量减少人类的干扰活动，树和草慢慢生长，鱼和鸟渐渐回来，整个生态系统会自己恢复。”

 

　　目前官厅水库全年水质稳定在III-IV类，仅作为北京市备用饮用水源地，水质暂时还达不到常备饮用水源地要求。谢建枝介绍，主要因为进水水质不佳，仍要努力治理富营养化污染。北京市计划让官厅水库于2035年重回水源地行列。

 

　　在谢建枝看来，“治水需要耐心”。当初退出水源地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过来，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更重要的是，不仅要修复水质，也要修复水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