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打造生态文明“四梁八柱”

 

　　早在2016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时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需要顶层设计来搭建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需要建立卓有成效的长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副主委、深圳市主委，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陈倩雯讲述了深圳市努力探索和创新长效机制，确保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经验。

 

　　深圳市将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的第一落点瞄准在标准建设和法律保障方面。“深圳市在国内率先实施轻型车国六排放标准，制订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20余部专项法规，首创的查封扣押、按日计罚等制度被国家立法吸收。”陈倩雯告诉记者，深圳市陆续出台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制度，有效遏制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推动了发展方式转变。

 

　　2013年以来，湘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稳中向好的趋势。2019年，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干、支流157个考核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155个，占98.8%。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将湘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归咎于湖南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完成6个方面53项改革任务”。

 

　　近年来，湖南省颁布实施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制定发布《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一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机构改革、省以下垂直管理和综合执法改革。“此外，湖南省还在探索完善市场机制，加快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潘碧灵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作保障。”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审计厅厅长汪中山看来，目前，我国还缺少一部统领性、专门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际衔接不够，某些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规划、整体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也建议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作为巨型国家的现代中国的治理，肯定不能只靠单一类型的专业化法律。”

 

　　中流砥柱：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深化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进一步明确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和任务，也对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全国两会第二次“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清晰地阐述了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工作思路：“完整、全链条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健全以后，我们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代表委员们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将加快提升现代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而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也将促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深入。

 

　　“要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介绍说，如今，在贵州，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五级干部上山种树、贵州生态日五级河长下河巡河，已成为制度安排。

 

　　九三学社中央在提案中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的决策和超强的执行是我们的显着优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手段’，使制度优势更易转化为治理效能。”现代技术的价值，不仅体现为“手段”更体现为“理念”，体现为对传统模式的创新。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日益繁重，迫切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恒秋介绍说，安徽省创新治理机制，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经验，将包括所有出省界、跨市界断面在内的121个断面纳入补偿范围。“下一步，我们将在制度建设、体制优化等方面继续发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考验。2月，辽宁、河北、海南等省(市、区)生态环境厅相继印发通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对疫情防控急需项目简化环评审批，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并最大限度做到“不见面”审批，及时办理环评审批手续。3月，全国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共计544个。全国纳入豁免的30个小行业登记表项目数为35773个。据估算，享受豁免改革的项目数量约为2.1万个。

 

　　这些数字和信息技术、5G等高科技产品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应用前景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认可。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光建议，打造信息集成共享、指挥统一高效的“城市大脑”，推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手段，全面运用到生态环境治理中去，提高治理效能。

 

　　落实应用：协同合作狠抓落地见效

 

　　各部门协同合作，各级政府各司其职，拧成一股绳，确保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改革落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涉及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文化旅游等多个部委和9个省区，需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河南省委主委高体健以黄河为例，向记者介绍了各部门协同对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中央层面成立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全流域重大规划政策，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落实各自责任;各省区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组织动员和推进规划纲要实施;市县层面按照部署逐项落实到位。要建立健全流域管理体系、跨区域管理协调机制和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

 

　　“协同”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今年提案《协同保护发展关系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中的“关键词”。他表示，要树立保护与发展协同推进的理念，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强化生态治理专项行动中依法行政。

 

　　刘东生认为，目前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存在部门协调和综合施策不够、政策调控和制度拉动不完善等问题。他建议，要由综合部门牵头成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实现统一规划、协同步调、信息共享、综合施策。要进一步健全生态治理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制度，做到两类规划的有机衔接和协调推进。要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综合考评制度，推动生态保护修复由部门单指标考评向部门考评与综合考评相结合转变。要进一步完善系统治理政策，在协调机制框架下实现生态治理资金的统筹使用，并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对补齐治理短板的政策导向作用。

 

　　“建议打造全国一体化应急管理平台，构建大数据驱动、多层级联动社会治理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崔玉英说，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形成治理合力。

 

　　最终是要确保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全国政协委员朱程清强调，助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必须要使“为担当者担当，让履职者尽责”落到实处。除了注重投资效益，把钱花在“刀刃”上，还要从更高层次研究战略性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防止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