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大大小小的企业沿江布局数量很多，同时还涵盖三峡库区、中部蓄滞洪区和7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对这条黄金水道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课题，也对上下游、省市间协同合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流域生态的治理样本，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关系的处理，这其中不仅包括省际间、城市群间，还涉及污染形式的协同处理。例如，化工污染整治和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关联性，山水林田湖草的统筹性修复，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等，都不能依靠“点穴式”解决，而是依靠系统性思维处理。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治理错综复杂，难在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存在“一果多因”的难题，解决的政策和方式无法一致，部分地区要实行“一城一策”。这就决定了治理目标要精细，治理过程要耐心，需要中央机构统筹、地区间协作的治理架构。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经验，成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按照“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原则，奠定组织基础，在区际协调、预警会商、联合执法等领域实施相对统一的执行规则，整合区域内环境治理的资源和行动，达到五指同时发力的良好效果。

 

　　除了地方共治外，还要在职能部门之间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例如司法部门，要将公检法司、刑事民事行政审批协同，特别是涉及的公益诉讼和索赔，要能形成责任追究和生态补偿的成熟处理流程。在标准方面，长三角上下游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不能用同一套规划或标准衡量或套用。例如资源禀赋相对较好的地区，可以在空间重构、资源利用方面做文章；青山绿水已成规模的地区，要在绿色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方面下功夫。

 

　　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还应在地区间发展互补性上下功夫。应明确上中下游不同区段、不同功能区的定位，避免“以邻为壑”的破坏式发展。沿江的三大城市群在发展中各具特色，应将地理位置靠近、科技优势可以共享的城市集聚，共享先进的制造技术，帮助淘汰落后产能。中心城市可以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间的联系和互动，构建多个以中心城市为圈层核心的网络化、开放型区域，将中心城市已经成熟的技术“外溢”给周围城市，形成“涓滴效应”。可以推行“飞地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实现各城市的优势互补，西部城市从东部城市的产业转型中获得高效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管理模式，东部城市则能疏散非核心功能，专注绿色发展核心领域，提升城市品质。

 

　　同时，应抓住长江流域节点城市，以地理位置换取发展联动。例如，湖北省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是东西部地区的交汇点，也可以作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节点，提高金融保险和科研服务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河滩复绿、砂厂搬迁、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将当地的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此外，在新的产业培育方面，应体现大河流域的特色，培育壮大水利水电、港航物流、现代农业等业态，在培育中应注意因势利导的发展。比如，可以发展旅游休闲产业集群，长江沿江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山水和人文景观资源，是我国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分布区，能够提供巨大的旅游市场。在产业组织方面，可以形成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链式链接”，以及地方生产网络、全球贸易网络、社会文化网络的“网络化”发展。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刘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