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态之要。水域占据地球表面积的71%。当前，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雾霾上，却忽视了污水围城。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共计十条35项举措，即大家熟知的“水十条”。计划提出，到2017年，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污水要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今年已临近尾声，记者了解到，全国环保督察正在进行中，水污染治理考核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答卷？如何解决水污染防治所面临的难题？

　　“有水皆污”待改观

　　“泱泱大国，意为广阔水域中的中心，以水比喻国家蓬勃的气势和博大的胸怀。作为泱泱大国的一员，我们必须要面对，如何与水和谐相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年跃刚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经济依旧在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对生活质量要求也在上升。“我们会更关注吃得更安全，用得更健康，这些都离不开水，水安全关乎国家安全。”

　　但首先摆在发展面前的是水资源匮乏问题。总量多，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水资源的现状特点，且全国城市中有约三分之二缺水，约四分之一严重缺水。地表水缺乏，就连打井取水的方式在华北、西北地区也成为问题，那么这些水资源都去哪里了？年跃刚对记者解释，提及生产生活使用的淡水，很多人会认为它们来自江河湖泊与湿地，其实更多的淡水来自几千米高的山峰、几千米深的地下，甚至是遥远的北冰洋与南极，可见水资源十分稀缺。而另一方面，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超负荷使用水资源，即使有河流资源，也是有水皆污。蓝藻爆发、水葫芦丛生等水污染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因此水与经济发展的紧密性与紧迫性也在考验着国人的智慧。

　　“水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长期以来，我国用水方式比较粗放，水资源短缺和用水浪费并存，生态脆弱和开发过度并存，污染治理和超标排放并存。”水利部部长陈雷曾表示，必须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发挥水资源管理红线的倒逼机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布局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

　　“水十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水短缺、水灾害、水污染等水安全问题日益给人类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威胁，水安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供水安全，它与经济安全、食品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明确好各部门职责任务，形成政府、企业、民众组合出击，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为了更好地解决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改善水资源分布不均现象，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日前《经济》记者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获悉，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供水水源主要包括本地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以及来自丹江口水库的南水北调水源。据悉，“南水”日取用量约占北京城区日供水量七成。自2014年底“南水”进京，首都供水安全总体平稳，自来水水质优良，缓解了水资源供给矛盾。

　　各地治理特色

　　2007年江苏太湖蓝藻爆发，为水安全敲醒警钟。经过十年如一日的治理，湖体水质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无锡市借此次水污染事件，痛定思痛，首创河长制，并于2007年8月推行。之后该制度走出江苏，逐步拓展至云南、河北、安徽、湖北、贵州等地。2009年6月，在我国推行河长制及其所取得的生态、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要在全国江河湖海治理中推广这一经验。2016年12月11日，《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河长制”的制度化转变，并由点及面地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

　　河长制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以强化监督、严格考核为支撑点，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的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让人民群众不断感受到河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今年7月，北京重磅“加码”，进一步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首次明确河道治理“党政同责”，河长工作任务也由原来仅负责河湖周边环境扩大到整个流域内的污水治理，并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北京市海淀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向《经济》记者表示，按照“三清、三查、三治、三管”的工作职责，全区各级河长积极主动开展河道巡查。河长需持续对所管河道进行巡视，主动协调解决河道及河道周边环境存在的难点问题。各街镇在河湖管理和保护上主动担责、主动作为，主动在社区（村）中宣传水环境治理，积极探索整治辖区内水环境问题。下一步，海淀区将继续深入落实河长制，强化各级河长责任担当意识，严格落实考核问责制度，细化工作职责，广泛动员社会参与。

　　浙江河道众多，水资源丰富，治水素以雷厉风行、积极进取为誉，五水共治也成为全国模板。去年，浙江省走出国门，受世界银行特邀进行农村治水经验介绍。为此记者找到浙江景阳生态养猪场老板王志康，他所在的衢州市龙游县是全国有名的养猪大县，各村环境污染很大，空气污浊，污水横流，县内河流隶属钱塘江上游，一旦河体污染会给下游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为了改善水质，当时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拆掉很多脏乱差的违建猪舍，建起生态景区，并为我们养殖户提供保险支持与政策补贴。为了防止出现病死猪投河行为，由政府搭桥，农户与生物焚化公司合作，科学化集中管理，改善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有政府兜底保障，农户也就没再向黑市售卖病死猪的情况。”

　　常纪文表示，水环境治理是国家生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各地纷纷进行试点改革，水治理产业市场容量迅速扩大，众多企业开始进入该领域。

　　据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锋介绍，2014年8月，公司通过向贵阳市政府投标，成为南明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社会资本合作方。该项目投资28亿元，历时两年，新建再生水厂56.5万吨/天，存量改建50万吨/天，及配套管网建设，为南明河生态补水45万吨/天，污泥处理及资源化700吨/天，将黑臭河变为了水清岸绿的生态河，带动投资、旅游、环境发展，让老百姓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关注水域生态处理

　　水利部数据显示，从我国供水结构来看，地表水源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81.3%，河流湖泊是重要水源。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地表水343个不达标的控制单元中，325个编制实施了达标方案，涉及重点工程7937个，投资6674亿元。

　　我国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5%。今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部向媒体通报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任务进展情况。整治黑臭水体是热点话题，按照已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100个黑臭水体中，完成整治工程的有927个；重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681个黑臭水体中，完成整治工程的有348个，占51.1%。

　　对于能否完成年底预期任务，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宋乾武看来，似乎是个敏感话题。“虽然现在环保抓得很紧，但差距还特别大。上千亿资金的投入，多方参与，在真正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宋乾武表示，用两年的时间解决30多年经济发展积累的水污染问题，节奏过快，水污染治理还需要重视专业技术与科技的应用。

　　“蛋糕太大，只顾着抢蛋糕而忽视治理难度的投机者居多，治水污染观念有待提升。”北京佳业佳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建军简明扼要地说。

　　“水污染治理项目一般会在上亿规模，政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市场测试及综合评估后，公开招标，确定项目社会资本合作方。”实际上，水污染治理看似简单，但背后工作复杂而庞大。黄建军向《经济》记者介绍，水治理分为截污、清淤和水质提升三个阶段，由于需要社会资本投资，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在水治理领域是大型企业参与较多。

　　作为专攻河湖水体污染治理的技术性公司，黄建军有些无奈和遗憾。从业近20年，终于等到了黑臭水体治理产业的政策春风，但只能眼睁睁看着，很难参与进去。据黄建军介绍，整治项目动辄几十亿，在PPP的治理模式下，主要是资本玩家的“游戏”，中小水治理技术企业还不够资格。

　　看似清澈的河流，即使没有污染源，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黑发臭，因此水污染治理需重质而非排污。从现在治理情况来看，机构与企业的治理观念有待提升。黄建军表示，在顶层设计上，截污、清淤在前期固然重要，但为了水质的可持续稳定，企业还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水质提升上。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许多治理机构将资金放在临河种树，建设生态公园上，与水质提升没有逻辑关系。黄建军借此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