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供水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已由过去不足2%下降为2008年的-1%以下，而外商依然维持了15%以上的收益率。是 “外资先进、国企无能”吗？

　　像水这样的公用产品，与竞争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方式不同，其定价严格受《价格法》的约束，即：价格调整首先要由物价部门主持的听证会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及各界的意见，达成一致后报省级物价部门核准，最后报城市政府批准施行。

　　这原本是一项很好的制度设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两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一是成本监审制度尚未建立，消费者对公用企业的成本上涨持不信任态度。

　　如，2008年入秋，因煤价上涨过快，郑州等地的供热企业提出了调整热价的要求，但对成本公开的环节引起了市民的强烈质疑。在煤价上涨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多数企业的调价要求遭到否决。这是应当引起市政公用行业正视的严峻现实。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一则“旧闻”：2006年11月，国家发改委、原建设部公布了《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引起了供水行业的不同意见。然而迄今，该《办法》仍未正式发布，供水行业仍需继续努力。

　　二是价格调整的步伐总是落后于市场的变化。

　　当前，中国公用产品的全部经营成本都已实现了市场定价，在PPI和CPI持续上涨之际，为了配合各级政府重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公用企业承受了空前的成本上涨压力。

　　在法治化价格调整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公用企业存在着价格调整动议难、听证难、施行更难的困境。南昌、沈阳、南海等地供水企业近10年没有调整水价，有的地方虽然通过了听证会，但在政府批准环节又被一再拖延，等到实际执行时，成本已然再涨。

　　与面临窘境的国有供水企业不同的是，外资水务企业从不担心物价上涨。当前，历经两年多的物价持续上涨，国有供水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已由过去不足2%下降为2008年的-1%以下，而外商依然维持了15%以上的收益率。是 “外资先进、国企无能”吗？

　　实际上，外资盈利，不仅与他们进入中国水务领域的合作模式相关，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条件下解决了产品定价的机制问题。

　　如何建立产品价格和成本的联动机制，这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但由于部门利益的纠葛，水务产业链被人为割裂，供水企业深受其害。

　　有宪政学者认为，中国在行政部门职权划分方面，倾向于以资产管理的便利性作为职权划分的依据，而忽略了行政管理对象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性。水务市场的管理也是这样。

　　目前，包括原水、供水、污水处理在内的产业链分属水利、城建和环保三个部门管理，部门矛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这一矛盾仍未解决。

　　但部门分割带来的管理混乱则是现实的。以陕北某市为例，在市区已有一家供水企业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满足上级水利部门的要求，指示将该企业所属的部分供水资产划转给对方，人为形成了供水市场的冲突，并附带了原水的冲突；鲁中某市，在市内已有一家大型供水企业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又先后批准设立了六家供水企业，造成了当地供水市场的极大混乱。而自备水井的关停问题，则是困扰全国供水企业的共同难题。这些问题无不与部门利益有关。

　　划小经营单位、增设多家机构，这与有的政府领导人沿袭的分而治之的治理观念有关，而不加区别的盲目市场化思路则为之提供了政策依据。更多情况下，则是部门利益的作祟。

　　国有供水企业的上述困境，如果没有大胆的勇气、创新的思路和配套的措施，最后只能陷于外商的吞噬，或转求自身的“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