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季，太湖蓝藻问题便引起人们密切关注。前几日，尽管有关太湖蓝藻大面积爆发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许多人开始质疑：十年太湖治污，是否真的取得了成效？

　　13日晚，环保专家朱玫表示，“如果以2007年太湖水危机事件为分水岭，太湖流域治理已经历了两个阶段。”

　　她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到2007年，是治太1.0时代，处于防御期，主要实施了“九五”和“十五”国家重点流域规划，部分地区水质有所改善，但总体治污速度仍落后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速度，流域整体水质进一步下降。

　　第二阶段，2007年至2015年，治太2.0时代，实施了国家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和省实施方案。流域整体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治理进度和污染速度已进入相持期。

　　“十三五”开始，国家和江苏省都对太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打造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中国探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因此，太湖流域治理进入新的阶段，是战略总攻期，进入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建成生态文明样板工程的治太3.0时代。”朱玫说。

　　但这一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朱玫分析说，一方面经济L型还将持续一段较长时间，转型有个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发展压力非常大，也不可能像前几年一样有充足的财力继续保持高强度的治太投入；另一方面环保工作好坏已上升到政治高度，对地方党委政府形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面对新阶段、新要求、新形势，新一轮治太工作不能再简单重复、按部就班，要谋求新办法，创造新机制，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各层面治太的内生动力，主动作为，再创佳绩。”朱玫认为，如果把太湖治理也视为供给侧改革的组成部分，那么，治太3.0时代重点要关注三个方面改革。

　　她说，第一项改革就是加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融合，推进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要在去产能和调结构中实现苏南的再工业化，是升级版的绿色发展。”朱玫认为，苏南环保重点就是要在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加快推进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另一方面也要修改地方法规，给实体经济松绑，不能一刀切地禁止传统行业发展，要通过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依靠科技进步和发挥市场力量，帮助企业改变生产方式，推进行业绿色转型。

　　“没有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企业。同样，管理理念和手段如果不调整客观上也会阻碍绿色发展的进程。”她说。

　　朱玫认为，第二项改革是加强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进一步融合，推进投融资机制的创新。“江苏太湖治理从2007年开始就设立每年20亿的财政专项引导资金，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面对众多工程项目依然捉襟见肘。”朱玫说，新一轮治太，解决资金需求和发挥好资金效益仍然是主要短板，财政资金要改变以往行政分配的传统模式，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更大的环境效益，也要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作用，财政资金也要有造血功能，要发挥出更大的杠杆效应。

　　“可以依托治太专项资金建立太湖治理基金，成立一个太湖治理平台公司。”朱玫认为，这个平台公司可以做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可以投资重大公益性、流域性治理工程项目，或购买服务，采用PPP模式与社会资本以及地方政府合作；二是可以投资非公益性盈利性治太工程，参与分红；三是可以发行绿色债券，或者投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四是投资太湖流域环保企业，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共享企业成长利润。各类投资所获收益可以滚动继续投入太湖治理，建立一个“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三项改革是加强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融合，加快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朱玫说，太湖治理前两个阶段实质还是政府主导、企业配合、百姓掺和，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社会参与度并不高。治太3.0时代要注重补齐公众参与这块短板，把公众参与放在与政府和市场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这也是今后几年苏南地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治太工作中无论是项目建设、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规划编制、信息公开、绿色金融、责任考核等建设治理管理各个环节都要充分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百姓的作用，以实际行动自下而上主动作为，真正改变企业生产方式和老百姓生活方式，才能从源头上彻底解决环境问题。”朱玫说，如果说治太前两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火车头”时代，那么治太3.0应该是政府、企业、公众等各方力量都成为“动车组”的高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