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在开启“十三五”规划的关键阶段，面对长期困扰着中国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的“水荒”问题，中国迫切需要重塑新时期大国治水战略以应对“水困局”。

　　河北是中国水资源最稀缺的省份之一。记者走访河北省邢台市威县河道时看到这样一幕：桥下的水渠早已干涸，河床上的淤泥已干涸成黄土，而在桥边的铁牌子上，仍写着“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的字眼。

　　“30年前，威县的河道开始干涸。7条干渠、10条支渠基本都没有水了。”威县水务局局长林金颍说，“2014年我们从上游买过一次水，这块禁止游泳的牌子就是那时竖的。”

　　在首都北京，水荒问题同样突出。“北京公主坟的地下水已经打到了基岩”“北京年平均降雨500多毫米，只能承载1200万人，而2011年人口就突破了2000万，今后用水量还会刚性增加”，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等水资源专家表达了对首都“水荒”的担忧。

　　这样的“水荒”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北方，南方一些省份尽管守着大河大湖，近年来也频频“喊渴”。在湖南，史上“十年九涝”、被称为洞庭湖“锅底”的南县，如今屡遭缺水危机；在华阁镇，当地人将水井挖到地下150米依然没水；在浪拨湖乡，农民春耕时不得不在河中筑坝拦水。

　　“水污染”也是突出的问题。水利部监测数据显示，中国有27.2%的河流、67.8%的湖泊水质为三类以下，无法饮用，23.1%的湖泊处于富营养化污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67.9%。

　　“达标率67.9%看似挺高，但这部分资源多在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东部人口密集的地方，水污染情形严峻。”水资源专家王浩院士说，全国废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一些河流的污染物入河量远远超出其纳污能力。

　　淮河，曾被列为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首。

　　“经过多年治理，淮河去年COD（化学需氧量）、氨氮入河排放量分别比20年前削减了六七成；淮河流域省界水质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28.6%，下降了48.4个百分点。但是支流污染、跨界污染现象仍然突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保局副局长程绪水说。

　　江河、湖泊在污染前“同病相怜”。记者了解到，洞庭湖区周边密布着20多个养猪大县，而猪场相应的污水处理却跟不上，部分养猪场的棕黑色污水直接排到污水池塘，尚未靠近就已臭气熏天，周边若干沟渠与外界水系相连，污水最后汇入澧水进入洞庭湖。

　　“当地一些养殖业大镇地下水氨氮超过国家标准100多倍。”益阳市南县水利局人饮办主任蔡鑫铭说。

　　由此衍生出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水生态恶化。

　　“洞庭湖水生态受到破坏，长江四大家鱼苗产量锐减，洞庭湖水系家鱼苗主要来源的重庆以下江段的8个家鱼产卵场几乎全部消失，洞庭湖60%以上的鱼类品种受到严重影响。”做过长期调研的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卜铁洪说。

　　鄱阳湖与洞庭湖同样，面临着水生态破坏的威胁。“冬季到湖区看草原”，这是近年来鄱阳湖生态湿地兴起的一种旅游项目。隆冬时节，裸露的湖底长满青草，远处有牛群在吃草。“枯水期延长，很多小鱼小蚌死亡，越冬候鸟难以觅食，一些候鸟已经转到周边的坑塘了。”王仕刚说，这几年冬天草长得太高太密，鄱阳湖都要防火了。

　　“一方面水资源紧张，另一方面用水方式粗放，中国缺水与浪费并存，矛盾十分突出。”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说。

　　“农业是中国的用水大户，约占全社会用水的60%以上。粗放的“大水漫灌”，使得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32，这意味着每使用1立方米的水资源，仅有0.532立方米被农作物吸收利用，与发达国家已达0.7以上的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有不小的差距。

　　在城市里“看不见的浪费”同样触目惊心。一边是“水荒”逼近，一边却是打着“宜居城市”等旗号大规模圈水造景，搞房地产。记者发现，几乎每个北方设区市都已建成或规划建设“生态水景”。特别是黄河流域沿岸城市，城城造水景，已到泛滥程度。

　　“莫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并不是要大家过节水的‘苦日子’，只是希望在用水如此紧张，很多地方在用‘子孙水’时，每个人能从点滴、举手之劳做起。”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