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天，熊志邦不得不一次次重启被打爆到死机的手机。电话来自全国各地，有上级领导的，有媒体记者的，更多的是人们打电话来询问鱼价。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水产局这位瘦削的副局长，做起了“推销员”工作。“这种鱼肉质瓷实、肉丝较长，口感独特。”他一遍遍跟人介绍令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翘嘴鱼。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丹江口水库库区养殖翘嘴的网箱将不复存在。一起消失的，还有12万口网箱背后的渔民群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保护水质，“确保一库清水送北京”，水面上的投饵网箱将被逐步、分批取缔。

　　“取缔网箱，老百姓先要骂我”

　　3月15日是水库核心区（大坝可视范围以内）网箱被拆除的最后期限。趁着这个春节，当地渔民和干部，正为核心区5000余网箱里的300万斤鱼的销售而最后冲刺。

　　丹江口市政府特别成立“爱心鱼”销售办公室；熊志邦带队去外地推销；当地出台倡议书号召机关干部职工购鱼；来自北京、河南、浙江等地的企业、市民、电商，纷纷加入购鱼的行列。

　　但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由于集中上市，鱼价偏低，当地不止一位渔民向记者抱怨。他们更担心的，是将来的生活：“土地流转了，橘子不种了，耕地被淹完了，鱼也不能养了，哪来的活路？”

　　熊志邦理解渔民的难处。看着挖掘机切割、撕裂养鱼的网箱，这位将丹江口淡水鱼产业扶持大的管理者心里也难受。“20年才能让投饵网箱推而广之，其中的艰辛和风雨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熊志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网箱的销毁，也标志着网箱养鱼这个产业（在丹江口市）的消亡。”

　　因为卖鱼、搞水产检查，以及接待领导，年过半百的熊志邦经常顾不上吃饭。有时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一早起来忙到9点才能顺路吃碗面条。几口吞进肚子，又赶往下一处工作点。

　　但这些天，熊志邦成了渔民发泄情绪的对象：“当初是你让我们搞的，现在又要毁掉。” 他理解这种怨言，“取缔网箱，我完全是服从安排，而老百姓首先要骂我。”最近，他办公室的烟灰缸里总是堆满烟头。

　　早在2012年8月，丹江口市政府便下发《限制丹江口水库网箱养殖的通告》，严禁在丹江口水库新增投饵网箱。去年颁发的《南水北调工程供水管理条例》，将丹江口水库作为饮用水保护区，要求丹江口库区由当地省人民政府组织逐步拆除现有网箱养殖、围网养殖设施。

　　据丹江口市水产局总工程师张华向记者介绍，网箱养殖中的饲料会造成氨氮超标，可能形成水质富营养化。为保障南水北调水质，取缔网箱养殖被提上日程。

　　“搞得人心惶惶。”渔民李明付当着当地干部的面，说话一点也不客气。他养鱼养了近10年，网箱位于水库核心区，属于第一批拆除对象。他不怕网箱取缔，就怕“鱼价不行”。

　　根据2014年当地的实物登记统计，丹江口水库网箱中的鱼超过1.5亿斤，仅春节前就有约300万斤成鱼亟待上市销售。这些鱼中，80%是丹江口水库最着名的翘嘴。有“长江上等名贵鱼”之称的翘嘴集中上市，却难以卖出“名贵”的好价钱。

　　李明付已不是第一位向记者回忆2006~2011年间卖鱼盛况的渔民。最贵的时候，三四斤以上的翘嘴每斤能卖到二十七八块。

　　“1~2斤的，每斤12块；3~4斤的，每斤14块；5斤以上的，每斤18~20块。”每天在办公室里，丹江口市取缔网箱养殖工作指挥部负责人张华一遍遍耐心地向来电询问的客户报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二三百个电话，“但是真正买鱼的并不多”。

　　张华介绍，丹江口水温较低，鱼类生长速度较慢，翘嘴养殖周期至少需要3年，每斤鱼的成本都要十一二块钱。

　　之前，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丹江口翘嘴，向来不愁销路。逢年过节，当地及周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会直接找渔民订购翘嘴作为职工福利发放。“那时候，3斤以上的鱼按25块一斤都得求着渔民卖。”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25块没卖，现在15块卖。”

　　如今，“不愁嫁”的翘嘴却困在即将拆除的网箱里。“不敢卖啊，卖了欠银行的钱连本都还不了。”李明付和其他渔民一坐下来，就谈生意谈市场，越谈眉头皱得越紧。

　　每年7月4日，是李明付的银行贷款还款日，“那天砸锅卖铁，就是借也得还”。他开玩笑说，网箱里的鱼看着是我的，实际是银行的，“好多年的心血都在里面”。

　　从2007年开始，丹江口市政府出台政策，为渔民提供贴息贷款，鼓励网箱养殖的发展。当时，一斤翘嘴的成本价只有四五块钱，却可以卖十几二十块。利润的驱使加之政府的鼓励，使丹江口水库上的网箱数量翻了5倍。

　　搞爱心鱼，实际上是我们献爱心

　　一年365天，李明付笑称自己有366天在水上，每天穿着沾满泥浆、鱼鳞、铁锈的雨鞋和雨裤。他说住在陆地上反而不习惯，睡不着觉，“一上岸就觉得晃，像喝醉酒一样”。

　　“何苦何苦，河里面的最苦。”当地渔民打趣道。养鱼本就是一项辛苦的劳动。数以万计的鱼要一条条地分拣，上百个网箱中的渔网隔段时间就要清洗，卖鱼起网时又得一条条打捞，每一项都很花费力气。

　　李明付的右手手筋断了，手指关节扳都扳不动，没法干重活，妻子和儿子长年累月在水面上帮他。而他70多岁的母亲，不得不一个人租房子住在岸上面，“自己照顾自己”。当地一位干部介绍，大多数渔民的农村家里，多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李明付的日常生活，只是丹江口两万渔民的一个缩影。养殖大户、丹江口水库网箱养殖带头人之一的李华，最近一直在帮政府做渔民的工作，却很担心渔民的处境：“我们亏个一两百万元还有机会，老百姓怎么办，转型转个毛啊！”

　　李明付也很能体会李华的难处：“李华挣大钱，知名度高。知根知底的，知道他欠了几百万元，过得也不容易。”不少人也知道，由于贩鱼、养鱼太拼，李华得了鼻咽癌，现在还在做保守治疗。

　　可是，传到李华耳边的更多是渔民们的不满。“赚钱的时候，天天接我到馆子喝酒，一年到头感谢我，买香油土鸡蛋送我”，饭桌上，李华有些沮丧，举起筷子吃了两口翘嘴，“现在（渔民）说‘他坑死我了’，态度也冷了很多。”

　　李华一位养鱼的朋友介绍，渔民养鱼就像滚雪球，“刚赚点钱就投进去一点”。他的小舅子黄雪林，之前给李华打工，后来看养鱼赚钱，自己贷款、找亲戚朋友借钱搞起了网箱养殖。如今响应政府的号召，手里的70个网箱已经处理了四五十个。

　　前前后后，黄雪林搭进去的本钱有70多万元，床头的本子上一笔笔记着借来的欠款。而现在剩下6万斤翘嘴，“能卖50万元就谢天谢地了”。但他还是不敢卖，“鱼要出了就有人来要账了”。

　　幸运的是，他家里还有三四亩地，两亩茶园，不养鱼了还有条后路。但现在，他全指望网箱里的鱼养活患食道癌的母亲和患血管瘤的妻子。

　　不像丹江口渔民们的一脸愁容，在1月14日举行的2015年南水北调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高兴地表示，“今年参会的心情与往年不一样，以往每次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都感觉压力巨大，这次大家都喜气洋洋的。”

　　2014年被称为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决战攻坚和收尾转型年”。这一年的12月12日，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北京与丹江口以绵延1276公里的一渠南水相连。对北京来说，每年有超过10亿立方米的南水进入百姓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比通水前增加了近一半。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官方话语里所形容的李明付、黄雪林们“顾大局、识大体”，为了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愿意放弃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作出牺牲。

　　面对卖不动、卖得亏的“爱心鱼”，黄雪林表示，“搞‘爱心鱼’，实际上是我们献爱心，不是人家献爱心。”他说自己心里不好受，老百姓不说赚钱，保本心里也好受点。

　　“从有到无”的悲情城市

　　熊志邦理解渔民的心声，不说“鱼贱伤农”，连养鱼的网箱都得渔民倒贴钱：制作一个6×6米的网箱就得花费2000多元，政府补贴1300元，外加20%的奖励，也才1560元。

　　大多渔民觉得网箱拆了也没用，便交给政府卖废铁了。

　　一渠南水北上，为其“顾大局、识大体”的不止这些渔民。据统计，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仅二期移民（2009年起），丹江口所属的十堰市就有1.2万名干部专司移民工作，其中6人在一线殉职。

　　当地有句俗话：十个十堰人，就有一个移民。移民干部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为了南水北调，我们流血又流汗，但是不能流泪。

　　创作了南水北调“三部曲”的作家梅洁在中线一期工程通水时说，一个真正高贵智慧的生命应该明白，世界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需要我们了解的事情，除了我们自身的艰难和不幸之外，还有更加辽阔的艰难和不幸。

　　丹江口渔民叶明成，即是这种“更加辽阔的艰难和不幸”中的一个“样本”。从1968年丹江口大坝建成起，他就和当地许多老乡一生几次移民搬迁，被汉江河里上涨的水赶了近半个世纪。

　　如今，他和儿子生活在丹江口均县镇关门岩村的安置房里。早在1990年代，他就通过网箱养殖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鱼大王”，“那时候收入比县委书记都高好多倍”。

　　他出生时的家，连同丹江口市的前身均州古城一同淹没在库水之下。他的妹妹第一次外迁至湖北随县后跑了回来，第二次因为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又外迁至湖北枣阳，没过几个月又跑了回来，在丹江口水库上面养鱼。他们和另外两万多渔民，为丹江口每年创造不少于10亿元的产值。

　　熊志邦告诉记者，网箱的取缔，将使丹江口的水产品产量由6万吨下降到1.7万吨，水产品产值由10.5亿元下降到3.2亿元。

　　而丹江口库区胡家岭水质自动监测站水质监测员柳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库区的水质基本保持在一类和二类水质之间。很多指标都符合一类水质标准，并且保持一类的天数越来越多。

　　生活在库区水上的渔民，平时舀水库的水直接饮用、做饭。“你们用丹江口的水来喝，我们用它来养鱼养虾，奢侈不奢侈？”当地一位干部打趣道，说完苦笑。

　　“等网箱没了，只能再回枣阳了，那边还有几亩地可以种。”叶明成的妹妹告诉记者，“这边除了亲人和祖坟，什么也没有了。”

　　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丁力先，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均州古城的研究，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水都”丹江口市是“中国最悲情的城市”：有哪一个城市反复移民？有哪一个大坝建了半个世纪？有哪个大型水利工程建在城区？

　　丹江口大坝，改变了丹江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产业的命运。很多城市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丹江口市却是“从有到无”。“为了保护一江清水，我们很多传统的优势产业都牺牲掉了。”丁力先说。

　　离叶明成所在的安置点数公里外，是均县镇老集镇。居民整体搬迁后，这里成为山间的一座空城。老镇大门前的“丹江口市均县镇老集镇遗址博物馆”的牌子也被人偷走，几只流浪狗四处晃荡。当地一位媒体人形容，现在的老集镇就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

　　1999年，熊志邦来此挂职副镇长两年多。正是这两年，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均县镇的网箱养殖快速发展起来，后来形成“百里万箱下汉江”的壮观场面。

　　也是这两年，年仅30多岁的熊志邦头发白了三分之一。如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