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内涝上来，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有一种民众的参与机制，让所在城市公众的意见更多地吸纳到城市建设的决策中。

 

 

　　几天前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我所在的城市居然没有出现内涝，成为网上关注的新闻。现在下雨内涝的城市太多了，北京甚至马路上还淹死过人。吃饭本来不噎着是正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噎着，没有噎着时反而成了“意外”。

　　按理，城市是让人居住的，不应该下大一点的雨就纷纷“沦陷”，变成“鱼塘”或“澡堂”。检讨起来，原因很多，比如防涝标准低、规划跟不上、工程质量有问题、重“面子”不要“里子”……等等等等，都有道理，但似乎并没有说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洗衣机本来是洗衣服的，但我老家有个村妇，看到别人买洗衣机，图新鲜也买了一台，但用了几天就坏了，只好用来装米。买洗衣机买了个米桶成为全村人的笑话，人们的疑问跟这差不多：洗衣机厂既然生产的是洗衣机，为什么不能保证不让它变成米桶呢？同样，一个让人生活居住的城市，下水道怎么偏偏忘记“宜居”这个根本要求呢？

　　从大里说，这大概跟中国的“城市化”太快不无关系。“城市化”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向市民转换，农村向城市转型，如何“化”还缺乏经验，大姑娘上轿——头一遭，连观念、意识都是空白的。所以规划也好、建设也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正因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建设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这张“纸”早已涂写得花花绿绿。像内涝这一类问题，固然是当下的现象，原因却不能不归咎于历史。

　　有人说西方国家的城市很少发生类似的内涝，他们的下水道宽敞得可以开汽车。西方的警匪片的确常常有在下水道互相追逐的镜头，《亡命天涯》的主人公就曾装成流浪汉在下水道躲藏。但要知道，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比中国早得多，特别像欧洲不少城市，基本从一千年前就开始了，他们也付出过不少代价。

　　回到内涝上来，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有一种民众的参与机制，让所在城市公众的意见更多地吸纳到城市建设的决策中，由他们决定楼房建多高、马路修多宽、下水道应多大，一方面让城市的主人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也帮助官员减轻追求城市日新月异让领导满意的压力。许多人都知道，西方很多市政工程，往往经过城市居民旷日持久的公议和不同党派、相关机构的驳难、论证，才决定是否上马，而且建设期动辄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虽然“效率低下”，但由于社会各界充分地表达了意见，建成之后有着较强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建筑的寿命只有十多二十年，在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优势和高效率背后，不乏长官意志急功近利导致决策错误的影子。

　　当然，一个急剧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与一个“老僧入定”的发达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同的民主形式、制度，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对于不同的国家，如鞋子一样只有合脚不合脚之分，并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别，但一种合适的民主机制，取长补短却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