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赓桓表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下，截污、清淤和调水补水这种“老三样”的治理模式还不能根本消除河道污染、消除黑臭，达到功能区域水质标准要求 ]

　　当一块块浑身发黑的石头从东濠涌底被挖出洗涮，再往河里注入大量的清水后，东濠涌就像是没有受过任何的污染一样。但这样的时光非常短暂，偶尔一场大雨，东濠涌便又再次浑浊发臭。

　　东濠涌是广州市区的一条河流。2008年，东濠涌因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而成为臭水沟，2010年广州亚运会召开前夕，广州引入珠江之水净化，使它又变身为一个不错的花园。

　　然后，这样的好景只持续了3年。广州市环保局6月13日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广州市50条河涌中，有39条河涌水质为劣五类，其中达标的河涌仅有大沙河。

　　回溯至2009年至2010年6月底，为了整治市区河流污水，广州市甚至不惜一天1亿元的重金治水，但如今这些河涌再次回到了当初的模样，这也是中国城市治污普遍面临的困境。

　　在过去的一个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城市河流污水治理上，并非只是投入资金多寡的问题，在有足够资金支撑的同时，治污方法同样存在争议。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副教授潘伟斌对本报记者说，治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最近则表示，广州在未来几年的治水中将继续投入140亿元。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广州对城市河涌污水的治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开始，而珠江及其支流的污染，始于更早的改革开放初期—当工业以雨后春笋般出现，珠江两岸也竖起了一根根厂房烟囱，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昼夜不息地流入珠江。

　　199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对广州提出“到2003年初见成效、2005年不黑不臭、2010年江水变清”三个阶段性目标。

　　2003年，广州启动了“青山绿水，蓝天碧水”工程，“努力恢复城乡水生态，彰显岭南特色的水文化”。根据广州市民的回忆，经过那几年的治理，珠江水质确有改善。

　　而为了检验治理效果以及增强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2006年，广州开始选择在丰水期组织超过3500名市民横渡珠江。据《广州志》记载，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76年，广州至少组织了16次横渡珠江活动。但1977年～1990年十余年间，广州从未组织过全市性的畅游活动。

　　2008年11月，时任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赵军明公开承认，尽管广州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已经做了10年的工作，但市区河涌的水质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在2010年的亚运会来临之际，广州发起了一场空前的治水工程。2008年，广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622亿元，但在治水方面的投入将近500亿元，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张广宁说，广州在治水上要“举全市之力”。

　　这一次的治水工程包括：建成38座污水处理厂、75座污水泵站、1140公里市政污水管网，综合整治121条河涌、总长388.52公里；完成中心城区228处“水浸街”地段的治理工作等等，所有工程共700多项。

　　广州市环保局原副局长赖光赐曾对媒体回忆，他1977年进入环保部门工作，从最开始的“三废办”，到环保办，再到环保局，污水治理一直是环保工作的重点。

　　赖光赐表示，但后来从数据中发现，工业污水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生活污水正在上升。

　　潘伟斌则认为，面对几十年积累的严重污染，在短期内实施高强度、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使得亚运治水面临着相关科学技术与工程技术储备不充分、工程与管理经验不足等短板。

　　潘伟斌解释说，华南地区水生态与广州市水环境有自身的特点，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型城市，广州市有着复杂的水系和排水系统。

　　此外，多名受访者对本报记者表示，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发展，以及对污水治理态度的差异，也导致了相关的排水排污管网建设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

　　广州环境监测中心站原总工程师刘攸曾公开表示，截污处理依旧是改善珠江水质最为合适的途径。在过去多年的治水中，广州一直坚持截污、清淤和调水补水的方式。这是一种整治河道污染的传统手段，其中截污是最为关键的措施。

　　“大部分地方也都这么做，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 广东中大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大环保”）董事长曾建宁对本报记者说，“但实践证明，这样的方式存在局限性。”

　　中大环保秘书长肖飞对本报记者说，广州现在的方案是沿着河道做管道把污水抽走，这使得调水补水的方式备受推崇。但由于中国是资源型缺水，调水补水并不划算。

　　广州市振鸿科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振鸿环保”）的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黎赓桓对此亦有同感。

　　黎赓桓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下，截污、清淤和调水补水这种“老三样”的治理模式还不能根本消除河道污染、消除黑臭，达到功能区域水质标准要求。仅仅一场暴雨就能把此前的努力“一夜回到解放前”。

　　黎赓桓解释说，当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超过河涌的环境容量时，水体的溶解氧就会大幅下降，导致河涌变得又黑又臭。因为河道有机污染物长期沉积，内河涌底泥的淤积，可以达到0.5～0.8米，直接造成河道底泥污染，倒过来底泥污染也影响上覆水体水质，变成二次污染。

　　底泥影响上覆水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2010年，广州曾发生过河涌清淤船倒排淤泥到珠江的重大事件，从而对珠江造成第二次污染。

　　在黎赓桓看来，在截污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河涌外源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的情况下，底泥污染就成为水体污染的重要成因。

　　也是因此，黎赓桓建议：“河道治理减负修复”。

　　黎赓桓说，针对底泥富含大量的有机物和营养物质，好氧速率高，处于强还原状态的厌氧环境，采用投放底泥净化剂的方法，进行生物修复，以控制和消除底泥污染。

　　香港在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城门全长6公里，平均宽度200米，流经沙田镇人口密集地区，1990年起，环保署实施截污整治，污染源大部分被截断，但河床淤泥仍然不断释放污染物，水质和臭味未能明显改善。

　　香港2001年至2006年采用微生物加增氧剂的方法，分阶段进行底泥原位治理。除臭一周初见成效，90天黑臭基本消除，油类污染去除效果也好，水质明显改善，整体环境优美，市民在河道划艇、垂钓、休闲、观光。

　　肖飞所在的公司使用生态修复的方式治水，但他承认，他们的方法本身也存在技术上的局限性，比如，只有在水流速度非常缓慢的时候才会起作用，此外污染源污染程度必须控制在10%左右。

　　另外，香港地区的方法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需要长期的监测和维护。

　　即便如此，恢复生态系统仍是时下热门的新方法，一些地方政府也试图尝试这种方法。振鸿环保执行董事林千富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正在与深圳一个区的水环境生态修复中心进行合作。

　　但愿意尝试的还是少数，林千富曾拜访过多位地方官员，大多数都表示新方法不错，但他们仍觉得“老三样”更为保险。

　　东莞某镇的一位书记对这种方法表示认同，但是当林千富提出镇政府可以尝试一下新方法时，这位镇委书记的想法就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好了。这位镇委书记表示他不敢尝试。

　　即便林千富等人提出，是在坚持截污、清淤、调水补水等“老三样”的情况下，辅以微生物的新方式，但政府官员依然有疑虑。

　　行业的良莠不齐也是政府官员疑虑的原因。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治水方法很多运用到高科技，其中不乏一些打着科技名号的骗子公司。

　　广州市水务局就曾在这方面遭遇了尴尬。广州市水务局曾邀请一家美国公司通过恢复生态系统的方式来治理污水，1.5公里的河道600万元，水务局先付了400万元。但项目做了几个月，效果很不明显，广州市水务局决定叫停这个项目，而美国公司仍然坚持要回尾款200万元。

　　如果说治水手段和方法是治水效果不明显的一大诱因，那么多头管理更是造成这种效果不明显的关键因素。

　　广州2008年成立水务局专事治水工作得到了当时业界的赞扬，但这一当时被寄予厚望的体制创新至今被证明不能完全解开九龙治水的困局。

　　2008年初，广州市水务局挂牌成立，这一举动被认为在广州治水机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水务局在整合水利、供水、排水三大行业的同时，还将归并城乡防汛、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地下水管理、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五大职能。

　　上述改革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希望通过体制的创新破解治水难题。”自此广州由多个部门治水，变成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配合的形式。

　　但水务局的出现似乎也并未解决实际中的难题。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直言，将治水职责一股脑划给水务局的做法并不科学。他说，作为水利局的前身，水务局只懂得水利工程的思路，而更为深谙治理方法的环保局却只能扮演警察的角色。

　　上述业内人士称，环保官员实则很委屈，老百姓看到河流黑臭只会找他们投诉，却不知治水主推手并非环保部门。

　　而今年年初，便有来自东莞的网民发微博称，愿出10万元邀请东莞市环保局局长到寒溪河游泳。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陈光荣在3月的广东“民声热线”节目中对此作出回应称，网民出钱悬赏请环保局局长下水游泳，说明大家对水环境的期盼，但他强调治水光靠环保部门还远远不够。

　　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的“河长制”一度被认为是权责统一的最佳模式。它是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的举措，针对的是无锡市水污染严重、河道长时间没有清淤整治、企业违法排污、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现象。

　　今年5月，南京市32条城市主要河流实行“河长”责任制，由市长们亲自挂帅。这些河长的奋斗目标是使河流断面水质有明显改善，实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

　　随后，广东也明确了推行“河长制”的思路。

　　陈光荣在上述节目中表示，广东将推进新一轮水环境综合治理，在其中一些重污染河流实行“河长制”，并制定相应考核奖惩办法。

　　但一些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这并非长久之计。他们的理由是，“河长制”是依靠个人的权威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操作，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暂时的效益，但更多的是应急、应付、应景之举。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治水的根本，主要依靠法律形成一种长期的治水机制。

　　上下游也会时常“打架”。林千富就曾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与珠三角某镇水务部门谈治水事宜，而该镇官员认为污染是上游造成的，下游没有责任而拒绝投钱。

　　治水需要大量资金，而在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吃紧的大背景下，资金问题仍是另一道难关。

　　一名曾参与政府治水项目的企业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治水的问题在于政府已经快没钱投入了。

　　缺钱怎么办？卖地依然是政府主要的办法。比如，广州市政府就把市区的污水处理厂搬迁，把地块卖掉。上述企业人士认为，这种依靠政府投资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潘伟斌对本报记者说，对拥有庞大水系的广州来说，140亿元治水，就水环境现状和广大市民对水环境的诉求而言，仍然明显不足。

　　一边是政府捉襟见肘，另一边是蠢蠢欲动的民资。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重点要加强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加强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强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等，而其中一块蛋糕便是“环保”。

　　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从中分一块并不容易。

　　“我们有技术，也能融到资。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这个市场？”一位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民营企业家向本报记者出具了一份投资公司提供的30亿元的资产证明。这家投资公司有意愿对他的环保公司进行注资，但问题是，目前市场并未真正开放。

　　上述曾参与政府治水项目的企业人士也直言，各地都在尝试引入民资，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肥肉都被国有企业和关系企业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些“硬骨头”。

　　但随着地方债务压力的增大，各地确实在引入民资方面开始有所动作。

　　今年6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加快发展的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重点投向战略性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和发展平台。

　　广州市发改委主任潘建国称，广州将梳理出面向民间投资开放的12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近3000亿元。本报记者独家获悉，这128个项目几乎涵盖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领域，包括地铁、垃圾、水等公众关注的板块。

　　而作为广州治水的大头，广州水务投资集团在其201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中透露，2012 年9 月末，该公司总资产423.33亿元，负债372.12亿元，负债率为87.9%，在行业内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债务高企的原因是“西江引水工程、污水治理厂及河涌整治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上升”。

　　如何还债？根据最近公开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深化市水投集团投融资改革的工作方案》，2013年至2029年，广州市财政资金将共补助水投集团384.1亿元，平均每年补助22.6亿元。而注入的百亿国有优质资产包括水利水电资产以及酒店、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等物业资产。

　　而更为直接的办法是提高水价。去年5月，广州实行阶梯水价，居民生活用水基本水价每立方米上调0.66元至1.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