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供水能力已经到达极限，节水意识和危机意识应成为所有居民的共识。这既需要改变个人的用水习惯，也需要水价政策做出调整。

　　据报道，北京市正陷入严重的水危机：近几年，北京年均用水总量达36亿立方米，而水资源总量仅有21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00立方米，这远低于“人均水资源低于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甚至不如以干旱着称的中东、北非等地区。

　　用水畸缺，正给北京敲响“水危机”的警钟。北京有多干涸？数据最具说服力：北京市的人均水资源，就连“极度缺水”标准的1/5都未达到。而值得警醒的是，7月30日，北京市区用水量为294.1万立方米，刷新了北京供水百年纪录。

　　一边是水资源紧缺的警报已拉响，一边是用水需求惊人。在此情境下，若没针对性的政策设计，若无全社会“聚沙成塔”式的节水努力，用水缺口恐怕会愈发严峻，到头来，难免会影响到社会生产、民生改善等，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

　　基于此，北京市采取了“开源节流”的应对办法：除了开掘水源，还开展节水行动，在调整用水结构、增强再生水利用中，以纾解水危机。据了解，得益于再生水的利用，北京市12年来的新水用量，已减少10亿立方米；而北京新建的两个水厂，日前也已正式投入运行，这对当下的缺水局面或有缓解。

　　但也应看到，复杂“地情”，在抬升着水危机应对的紧迫性，也考验着多向治理的张力。在城市扩张、工业发展、人口膨胀，已超出城市资源承载力，而地表水系日益断流、干涸，地下水被超采的语境中，应对水危机，应发掘所有可资利用的选项，须多面求解。

　　与此同时，着眼于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也尤为必要。在时下，北京市用水仍采用单一水价，众所周知，水价是调节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杠杆。“一刀切”式水价，显然难以跟上节水的要求。本质上，它无益于节水意识的培育：单一水价，或许能让低收入家庭节制用水，却无法对某些“用水大户”起到价格制衡。某种程度上，它造成了“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错乱效果。

　　在这背景下，及早实行“阶梯水价”，是应对水危机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用水公平的内含要素。所谓“阶梯水价”，即依据用水额度，在不同定额范围执行不同的价格，它能顾及社会弱势群体与中高收入人群的异质化需求，充分体现定价的公平性，也能对供水企业进行补偿，避免“盲目提价”对部分人权益的灼伤。

　　事实上，在广州上海等地，阶梯水价已落地生根；而发改委也曾多次表态，“坚持推行阶梯水价的政策不会改变”。在北京今年“两会”期间，阶梯水价也受到关注。尽管在调整的时间点与路径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理顺水价、实现阶梯水价，是大势所趋，可以提上议事日程。

　　大家不能因为身在首都，就可以高枕无忧。北京的供水能力已经到达极限，节水意识和危机意识应该成为所有居民的共识，并在此共识之上，去改变个人的用水习惯，并推动公共政策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