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这条贯穿湖南省全境的“母亲河”，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饱受沿江兴起的重工业带来的重金属污染所侵扰。尽管旷日持久的“排毒”战已持续20多年，然而，专家的定性仍为“积重难返”。

　　目前，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据湖南省环保厅测算，治理要达到预期效果，总投入须超过4000亿元。这场本应成为环保行业近年来颇值得期待的战役，却仍然受到缺钱、缺技术等多重掣肘。

　　这或许也是当前国内环保行业整体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在提醒近期对重金属污染治理蠢蠢欲动的投资者，这一板块风景或暂未“独好”。

　　治理仍处于初步阶段

　　43岁的刘帅站在衡阳市水口山工业区郊外的康家溪边，泛着白沫的汩汩绿水让他忧心忡忡。据他介绍，河水泛绿是因为在这条河的上下游过去多年都在经受周边数十家冶金和化工企业每天上百万吨污水的毒害。身为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督察处处长的刘帅，几乎年年都要到此调研。尽管近年来当地政府也在花力气治理，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由多家机构2011年联合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康家溪入湘江口的水质，包括镉、铅、锰等重金属以及氨氮均严重超标，其中镉元素超标近20倍。而来自附近一家大型冶炼厂排污口的水质监测数据则显示，该厂直排河中的重金属废水中多种元素更是超标上百倍。临江的青年村村民普遍反映，这条河多年前曾是人畜饮用及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而今，日渐发绿的河水让他们唯恐避之不及，村民要喝水只能到水口山镇上去买桶装矿泉水。临江的上百亩农田也因为土壤受重金属浸染以及灌溉水污染而逐渐荒弃。

　　事实上，康家溪只是绵延数百公里的湘江一个支流，沿江而下，上百条河流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却都“身患”同样的重金属污染恶疾。上述报告披露，在湘江6个主要支流断面和5个干流污水排放口所作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包括镉、铬、砷、锌和铅等最“毒”重金属元素均严重超标，其流域普遍属劣五类水质，与居民饮用水要求的三类水质相差甚远。其严峻的现实可从频现报端的“每天30万吨污水直排浏阳河”、“湘江流域聚集多个癌症村”等字眼中窥见一斑。

　　湖南省有色冶炼工业曾一度是全省的经济支柱，而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也由来已久。上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由于频繁爆发的污染事故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逐步开始启动。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让湘江成为全国首个从国家层面主导的重金属治理“试验田”。

　　按照《方案》，“十二五”期间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思路是“源头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即以涉重企业淘汰升级为基础，重点开展工业污染源控制项目。《方案》规划的项目为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计划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

　　湖南省环保厅法宣处处长陈战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现阶段湘江重金属治理的核心任务是污染源控制，而进入“十三五”以后，重心才会转到真正大面积开展已污染流域及土壤的生态恢复。根据湖南省环保厅保守估计，整个治污工作持续下来将耗资4000亿元以上。

　　“缺钱”成最头疼问题

　　根据湖南省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湘江流域已关闭涉重金属企业773家，完成源头治理项目83个。这显然与上述《方案》拟定的目标数字相距甚远，而目前距离“十二五”结束只有三年时间。

　　作为这几年湘江治污进程的亲历者，刘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尽管政策上“加快推进”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从目前来看整个治理过程仍显缓慢。“这从康家溪经年累月泛绿的河水就能直观感受到。”

　　3月初，中国证券报记者随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督察组一行前往湖南长沙、常阳和衡阳等多地调研。在此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导致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进程缓慢的原因错综复杂，而最关键的问题可概括为“缺钱”、“缺技术”、“市场机制缺失”等方面。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这一系列问题均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启动的“湖南省铬渣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这一典型案例上。

　　2005年，湖南省原长沙市铬盐厂、原湖南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衡阳市松梅冶炼厂三个历史遗留铬渣污染综合整治项目列入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全国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的范围。自此，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扛起重金属污染治理示范大旗。

　　然而，据湖南省环保厅提供的资料，截至2011年底的6年时间里，这三个项目因为各种原因相继陷入停滞，停滞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中，困扰衡阳市原松梅冶炼厂铬渣处置项目最头疼问题出在“资金落实不力”上。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原松梅冶炼厂位于衡阳市石鼓区松梅村，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关闭。但多年生产遗留下来大量铬渣一直露天堆放，长期日晒雨淋。2007年以前，治理工作在衡阳市经信委层面开展，但涉及的数亿元资金让他们犯了难。由于资金来源迟迟无着落，甚至连项目前期工作的各项经费都无从获取，至此该项目一停就是三年。

　　2010年，铬渣治理主体变更为衡阳市发改委，发改委委托湖南布鲁斯凯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承建。该公司拟定的“铬渣微生物解毒”技术处理方案涉及资金高达1.1亿元，这同样让当地财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据衡阳市环保局相关人士介绍，按照当初筹资方案，项目拟申报国家发改委补助资金4438.5万元，地方配套资金6657.9万元。得益于国家补助资金的落实，直至2012年该项目才开始真正启动，然而地方配套资金仍然滞后。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几天时间，所到之处听到的各地对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最大的心声普遍为“资金缺口大”。例如，对于康家溪治理之所以缓慢，当地政府人士的说法是“水口山工业区整体治理推进至今的政策配套资金缺口达6500万元，我们亟待国家层面的配套资金更大规模落实。”

　　湖南省财政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2年湖南省财政在环保领域的专项投入已达105.29亿元，占全省年财政收入的3.59%，在全国居于前列。而湘江重金属治理方面，湖南省近两年累积投入132亿元财政资金，其中中央资金达40亿元。按照计划，2013年湘江流域治理的财政投入同比增长约15%。但该人士坦承，即便如此，预计仍难填补各地申报上来的治理资金缺口。

　　刘帅对此表示，重金属治理乃至整个环保行业普遍存在资金缺口大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跟环保治理项目难度大，后期滚动投入多等因素相关，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可能也提醒各地对资金的落实力度以及资金运作方式仍有极大改进之处。

　　“技术”短板难攻克

　　在资金难题之外，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另一大问题出在缺乏系统成熟的技术上。这一问题在上述三大标杆工程之一的原长沙市铬盐厂治理项目上得到集中体现。

　　公开资料显示，原长沙铬盐厂始建于1974年，因长期向湘江排放六价铬于2003年10月被勒令关闭。该厂关闭后，遗留42万吨铬渣堆放在江边，铬渣中所含六价铬随地表水渗透入地下，流入湘江造成严重污染。由于时任国家副总理曾培炎的过问，此项目从2005年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立项到招标再到建设运营的全部程序，项目总投资2.27亿元，其中国家补助1.08亿元。

　　由于“不差钱”，截至2011年底，该项目6条铬渣解毒生产线相继达到设计处理能力，并累计处理铬渣42.2万吨并全部检验、监测合格。不过，铬渣解毒处理完毕后，周边约有200多万吨铬污染土壤还需要修复。

　　对此，2009年项目方曾出具一份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由于方案不符合环评要求，且国内尚无实施案例，始终未通过环评审批。而由于选址困难，解毒铬渣异地填埋一时难以实现。

　　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让原长沙铬盐厂项目后续治理也陷入停顿。据湘财证券分析师介绍，针对历史遗留污染治理的主要方法除包括前期含重金属的固废治理外，更具技术难度的环节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和河道底泥的治理。原长沙铬盐厂治理就止步于第二个环节。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自2010年4月起，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先后来现场考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并邀请相关人员考察美国、加拿大同类土壤修复技术。该项目土壤修复运营资格被近年来频频参与湖南省内多个污染治理项目的上市公司永清环保[-1.08% 资金 研报]摘得。

　　永清环保董事长刘正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永清环保以自主研发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技术”前期已完成长沙湘和化工厂土壤修复项目的治理，并于2012年初获得湖南郴州的一处治理项目订单，技术运用的成熟度已初步建立。

　　据介绍，永清环保的上述技术优势在于，通过矿化维持重金属离子的永久稳定，对于单一、负荷型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有明显修复功效。

　　刘帅对此表示，长沙铬盐厂大多遗留下来的重金属元素为铬，但湘江流域多个矿区和河道长期富集的是包含铬、镉、锌和铅等多元素的综合体，这需要更系统和更先进的技术才能达到预期的修复效果。此外，河道底泥的治理可能由于流动性特征制约需要全新的技术才能达预期效果，而这些技术目前在国内均处于空白。

　　中国环境科学院一位专家对记者表示，不断衍生的新的治理空间及对新技术的需求，对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无疑增添了众多不确定性，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缺口可能比预想要大得多。

　　2011年以来，随着国内众多涉及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的事件频现报端，有的甚至演变为公共事件。这一方面倒逼政府对环保政策出台及财政投入力度空前加大，另一方面，也引起资本市场对于环保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市场前景无限期待。

　　在Wind数据统计的A股环保概念板块43家上市公司中，过去一年尽管市场整体下行，但该板块平均涨幅近30%，其中有多家公司股价涨幅超过100%。在新兴产业各大门类，环保板块以近60倍的市盈率高居首位，一些龙头公司市盈率达逾200倍。一轮轮概念主题炒作寄托着无数投资者对环保未来前景的无限畅想。

　　然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采访过程中，曾多次问及企业及地方政府人士“如何看待重金属污染治理未来的商业化前景”，得到的普遍说法是“重金属污染治理乃至整个环保领域目前仍是政府主导的公用事业，真正进入到市场化原则主导下的产业化阶段还为时过早。”产业化初始阶段堆积的瓶颈问题也预示着，以重金属污染治理为缩影的国内环保行业全面进入产业化阶段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污染治理亟待建立商业化机制

　　从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这一典型案例目前陷入的困境中可看出，当前国内重金属污染治里走上真正的产业化道路仍尚需时日。治理过程中遭遇缺钱、缺技术和缺成熟模式问题，也无不提醒业界，重金属污染治理作为未来环保治理领域的一项持久战，亟待建立起一套可行的商业化机制。

　　这种机制的建立首先须明确一个原则，那便是“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在我国，环保作为公用事业长期以来都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特别是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由于多年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其责任主体几经变迁，最终的治理主体与政府之间往往存在推诿扯皮现象。对此，有不少专家建议，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要界定排污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只有实施“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才能明确重金属污染治理供需双方的责任和角色定位，市场关系才可由此建立，进而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污染问题。

　　其次，一个产业兴起还有赖于成熟商业模式的建立。在环保领域，国家现在力推的环境服务模式可望为这一行业的商业化启航提供支撑。对于受“缺钱、缺技术”困扰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行业，由于政府缺乏专业性基础，可以将融资及技术采集问题交给有专业的环境综合服务商。对于政府来讲，只需对最终治理效果是否达标的结果负责监督。对于资金问题，可以通过环境服务商多渠道社会化融资，少量的财政资金撬动起多路资金进入。而环境服务商也可以通过集成行业内领先技术最终化解项目过程中的技术瓶颈。这也是目前国外方兴未艾的环境服务业的成熟经验。

　　对此，永清环保董事长刘正军表示，应改变传统的BOT模式，由政府、排污企业直接向专业环保企业采购综合环境服务，从法规制度上提供基础。环境服务企业针对区域环境问题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项目立项开始，承担全流程环境质量考核责任。

　　事实上，除政府治理污染的资金频现缺口外，对于目前众多环保治理专业化公司来说，融资难也是一个重要瓶颈。对此，未来倡导以环境服务模式推动以重金属污染治理为代表的环保行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应出台鼓励环保服务发展的财税政策。例如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中，在税率和征收条件上对环境服务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扩大增值税减免范围，允许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环境服务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增加对环境服务科技创新和新成果转化的财政资金奖励。此外，还应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投资基金，为环境服务提供融资支持，给予优惠融资条件。